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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7-28 08:56:56 来源:线上巴黎人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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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1922年7月的中共西湖会议,决定接受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关“建议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这是中共党史上重大的事件。它直接开启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新局面,推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从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更新的发展阶段。

西湖会议通过的“国共合作”的决定,是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解放为担当的自我表现,也是为工农劳苦大众谋福祉的表现,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1922年7月,中共“二大”期间,马林提出一个设想:实现“党外合作”。这个合作方式就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实行党内合作。这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倡议,并得到共产国际赞同的。

同年8月,中共中央一部分领导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就此议题进行讨论,与会多数人士表示反对。但会议最后还是接受了马林的建议,永利在线娱乐最占成: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次年一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马林的提议,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6月12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会议上,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作出了正式决定。这就是中共党史上有名的西湖会议。

西湖会议是中共党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它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革命乃至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马林为什么提出“国共合作”?中共为什么最终接受这个建议,并在中共“三大”作出正式决定?本文就此谈一点看法。

促成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战略的需要

马林为什么提出要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呢?自俄国十月革命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英、法、美等国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围堵,进行军事干预,策动前沙俄旧军进行叛乱,企图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内。为了打破西方的围堵,列宁、斯大林实行了世界革命战略。通过支持欧洲和亚洲弱小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对资产阶级世界进行反包围。“在斯大林的世界地图上,德国和中国位居第一。”((俄)斯威亚托斯夫等著:吴昊、张彬译:《斯大林传》中译本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98页。)

德国革命失败后,斯大林便将目光集中于东方,尤其是中国。“斯大林给予了中国相当的关注,希望能从东方给予西方国家一记重击,并借此扩大共产国际的影响。”(吴昊、张彬译:《斯大林传》中译本上册,第400页)苏俄派出大批人员来到东亚的朝鲜、日本和中国,希望通过“支持”,借此培植革命力量。在中国,他们先后找到吴佩孚、陈炯明、孙中山等人。孙中山当时处于苦斗中、孤立无援,表示愿意接受苏俄的支持和援助。在苏俄主导下,共产国际派代表于1921年6月帮助中国共产主义者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共成为共产国际东方支部的重要成员。苏俄想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壮大它在“远东的力量”,以“牵制日本和欧美”。于是由马林出面提出“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要求。

国共合作设想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

这个革命设想完全符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是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为担当的首次展示。在西湖会议前后,由于中共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正确纲领,使中国革命运动随之进入了高潮。

中共的力量由成立初期的50多人,到 “二大”时已发展到195人。正如“二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已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的空想的革命团体,而是为无产阶级奋斗的政党。到群众中去,成一个大的“群众党”。(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70年》上册,第3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在中共“到群众中去”“在群众中扎根”的号召下,中国的工农运动空前高涨,中共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在北京、上海、山东、湖南、武汉、广东等地设立了分部,组织各种同业公会,开办工人夜校,开展工人罢工斗争,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取得了重大胜利。由于罢工是反帝性质,得到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支持。这为此后的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

在江西,党组织领导了近2万人的路矿工人大罢工。毛泽东、刘少奇亲自到安源指导,成立安源工人俱乐部。为了要求路矿当局承认俱乐部代表维护工人的权利和提出增加工资等要求,组织了大罢工,数千人为了保护谈判代表,一度包围戒严司令部,迫使路矿当局接受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承认工人俱乐部等要求。

在唐山开滦煤矿,中共领导和发动了同样要求增加工人工资,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大罢工。

京汉铁路工人在张国焘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在郑州成立铁路总工会,通电“保护劳工”。大罢工遭到军警镇压,共产党员林祥谦、施洋等在斗争中大义凛然,不幸牺牲,扩大了共产党人在民众中的光辉形象。

1922年9月,西湖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些斗争,向中国人民大众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同于此前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政治团体,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利益,为劳苦大众谋福祉,为民族谋解放的先进革命政党。这些斗争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大众心中的政治影响和声望。同时也让孙中山、国民党看到了它的力量,为国共合作,开展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条件。

国共合作在某种程度上首先是孙中山的政治需要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先行者,发动和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但在帝国主义和官僚势力的压迫下,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虽也进行了多次“反击”“抗争”“苦斗”,最终还是遭到了失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向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孙中山决定实行“联俄”的政策。孙中山想借助苏俄的支持,实现他的民主建国的理想。中国共产党当时是苏俄领导的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一个成员,是被领导的角色。从共产国际运动大背景出发,国共合作是顺理成章的事。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看来,中共刚刚成立,力量弱小,不足以担任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而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具有多年斗争经验“堪以领导”。这就是马林提出要“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国民党”的大背景和成为可能的原因。但当时中共党内仍对马林此议存疑,甚至表示反对,理由是国共两党“宗旨及所依据的基础不同”,“国民党联美、联合军阀张作霖、段祺瑞的政策和共产党太不相容,陈炯明是广东实力派,反对孙中山甚烈,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将立刻遭到陈派敌视”,等等。但中国共产党人纵观全局,排除了这些反对意见,估计到了孙中山的立场和国民党改组的可能性,所以在西湖会议上最终还是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这也是孙中山当时所能接受这个办法的方案。因为孙中山明白国民党当时已是“耄老状态”,暮气沉沉。宋庆龄曾经问过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回答:“国民党正在坠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的血液。”(《宋庆龄选集》 第109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西湖会议

西湖会议召开前后,中共党员只有195人。在195人中,知识阶层人士仍然占大多数,党员大多集中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在全国仍然是人数稀少,影响不大的众多小党之一。但西湖会议后,这种情形有了很大改变。

“国共合作”扩大了中共在全国的影响,直接影响和改变了当时乃至日后的中国政局。国民党若从1913年宋教仁改组中国同盟会、成立国民党算起,到1922年,已有10多年历史。其间虽在讨袁、护国、护法等斗争中屡屡失败。但其党魁毕竟资格老,在民众中影响大。在他们看来,国民党“独大”,才在“革命者”。共产党均是一批年轻无资历、信列宁主义的青年。

这也有利于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斗争活动。既有利于通过国民党来发展工农运动,扩大新的生命力;又有利于共产党人从比较狭小的圈子里走出来,在更广阔的革命斗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增长才干,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周恩来曾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当时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赖我们,复活和发展他们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赖我们,在各省都建立了党部,当时各省的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都是我们的同志。”(《周恩来选集》第131-133页)

从西湖会议后,国共合作开始,共产党如初升的太阳,日益壮大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不安和恐慌。第一次国共合作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斗争,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德才兼备的革命骨干,许多共产党人通过参加军事斗争和各种革命斗争活动,积累了革命斗争经验。这对一个革命政党来说十分宝贵。

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一批坚持共产主义信念的革命者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们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建立工农斗争武装,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通过这种血与火的考验,铸就了一批经受生死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志士,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障。(谢俊美

[ 责任编辑:赵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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